从《新神榜：杨戬》看国产动画电影“故事新编”

热映中的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继承了《哪吒之魔童降世》《新神榜：哪吒重生》《姜子牙》等影片开拓的“封神”体系，以丰富的叙事内容和鲜明的美术特点，在构建新世纪“中国动画学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其叙事方面的较大缺点，暴露了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改编神话传说时的广泛性问题。深入磋商这一问题，对促进“中国动画学派”的良性成长有侧重要的启发意义。

《新神榜：杨戬》以沉香救母的神话故事为内核，整合了《封神演义》相关剧情，融汇巫山神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等神话和历史故事，侧重展示杨戬和沉香寻找自我、对抗强权的心路过程，与此前《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同类作品弱化集体伦理叙事、强化个人成长叙事的操作如出一辙，显示出新世纪“中国动画学派”与传统动画作品在叙事和价值观层面的不同。然而，就像《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后引起的纷争一样，《新神榜：杨戬》在“故事新编”外壳下进行的过度重构，同样值得省思。

影片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对以玉鼎真人、四大天王为代表的神界群体的“黑化”改革。在三圣母的传统故事中，宝莲灯承载的是杨婵和刘彦昌对爱情的守护和反叛精力。这个故事移植到影片中，被改编出庇佑世人的奉献精力，在价值层面有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然而，随着剧情的成长，宝莲灯传统叙事逐渐崩溃：用尽生命镇压玄鸟之力的三圣母杨婵，不过是被玉鼎真人无情操控的棋子；玉鼎真人一边将“天下大义”“三界众生”挂在嘴边，一边利用杨戬之母三公主云华和杨戬之妹三圣母杨婵达成自己政治目的，原本动人至深的师徒情谊荡然无存。无论是杨戬劈桃山还是沉香劈华山，都是玉鼎真人利益群体的刻意操作，故事本身的伦理内涵也被极大减弱。

“新编”之后的故事，具有了宫廷权谋、血亲争斗、忠良蒙冤等多重爆点，这无疑提升了影片的可读性和商业性。其实，近年来的多部以传统神话传说改编创作的动画电影，都有这样的偏向。《哪吒之魔童降世》强化了哪吒“忤逆不孝”的“反传统”色彩，《姜子牙》强化了主人公为个人价值对抗集体意志的孤胆英雄色彩。这样的改编，顺应了当下青年亚文化寻求个性的潮流，收获了不少粉丝。然而，对于传统故事体系及其背后伦理体系的颠覆性重构，却隐含着从“神话虚无主义”陷入“价值虚无主义”泥潭的危险。

这些“故事新编”之所以在叙事逻辑上能够成立，是因为中国神话和传说体系复杂，为当下的重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但其背后的伦理体系却是完整而稳定的。无论是歌颂爱情、高扬亲情的个人叙事，还是自我牺牲、对抗强权的集体叙事，都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演进过程中凝结而成的民族精力。这种民族精力中既有对个人价值的看重，更有对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的大力弘扬。

然而，从《大鱼海棠》《姜子牙》到《山海经之再见怪兽》《新神榜：杨戬》，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同体意识在“故事新编”的艺术世界中逐渐受到解构。好比，《大鱼海棠》“爱情高过一切”和《姜子牙》“个人凌驾于集体”的观念都清晰地宣示了这一偏向，《新神榜：杨戬》则通过玉鼎真人群体的“黑化”悄然掏空了师徒、朋友等社会伦理关系的内核，只保存了个体和血亲关系的可信率性，这无疑是落入了个人主义的窠臼。

动画电影顺应了青年一代的成长轨迹，表达了青年人的价值吁求，也折射了青年群体的价值困惑。“故事新编”的国产动画电影用“旧瓶”装进了青年文化的“新酒”，却忽略了电影艺术作为大众文化重要门类的教育与引导职能。传统故事固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青年亚文化也同样存在缺点和误区。“故事新编”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传统叙事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更在于用“旧故事”引导受众建立新时代的“新价值”。假如一味服从、迎合市场的审美偏好，抛弃社会主义文艺的职责和使命，动画电影的成长必定会泥足于商业复制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毋庸讳言，凭借精深的美术呈现和复杂的叙事建构，《新神榜：杨戬》成为今年暑期最引人注目的动画电影，也定会成为新世纪“中国动画学派”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然而，以“故事新编”为最大特点的“中国动画学派”如何在“新编”中确立新时代的价值基准，将动画电影民族性的建构与民族精力的现代性阐扬有机结合起来，使国产动画电影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成长工程的重要介入力量，依然是摆在中国动画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